黄俊琳（左一）在深圳市东湖医院隔离病区摄录救治非典患者情况。

 

　　他是一名普通的档案工作者，却有着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2003年，非典疫情肆虐，他忠实履行档案工作者“记录历史”的天职，奔走在社区、医院、疾控中心，深入非典患者病房，拍摄了大量照片。他曾对家人隐瞒深入一线拍摄的实情，他曾与患者的最近距离不到1米。 

　　当甲型H1N1流感在全球蔓延，全国上下严阵以待、全力防控的时刻，作为当年抗击非典的亲历者、记录者，2003年初夏那段盘桓未远的记忆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一切恍如昨日……

　　2002年至2004年，我曾作为一名专门从事影像记录的档案工作者，按照深圳市档案局馆确定的前端控制、全程管理声像档案的理念，和我的团队用镜头记录着深圳这座城市的历史，从重大活动、重要事件、重大项目建设情况到城市发展、社会变迁、民俗风情，都是我们记录的对象。2003年,非典疫情在中华大地肆虐,深圳作为高度开放的国际性城市，抗击非典的任务异常艰巨。当时，深圳人民临危不惧，与来势凶猛的疫情进行不懈斗争。我们意识到，档案工作者有责任记录下这段历史。我们制订了拍摄计划，进行了周密准备。我和我的同事区坚强、张霞、孙薇薇、杜娟等全体出动，摄影、摄像、录音等技术手段全部用上。我们不仅全程拍摄了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亲临深圳检查指导防治工作，市委市政府领导及相关部门布置安排防治工作、处置突发事件、慰问医务工作者的全部活动，并且深入到疾病防控中心和口岸、车站、机场、码头、工地、学校、企业、社区拍摄救治患者、防控疫情的情况，工作量之大，超乎寻常。

　　随着拍摄工作的深入，我们了解了越来越多的一线医务工作者的感人事迹，有一种念头越来越强烈，那就是：直接深入到防治非典的“核心地带”——医院和隔离区进行拍摄！职业的使命感和责任心驱使我们想方设法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辗转找到当时收治非典病人的定点医院——东湖医院的领导并得到支持。5月20日，当我和区坚强、孙薇薇3人按照约定时间来到东湖医院，全副武装走进病区时，心中既兴奋又紧张。当我们了解到医务人员严谨科学的工作态度、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看到他们忘我工作的神情，听到他们朴实无华的话语时，我们被感染着、被激励着，决心做好我们的工作，记录真实的历史就是对人民负责。两天后，我和区坚强走进某隔离区时，疾控中心的专家告诉我们，从某种程度上讲，隔离区比医院更危险，因为在医院里你已经知道谁是确诊病人、谁是疑似病人，哪里是清洁区、哪里是半污染区、哪里是污染区，各种措施完善到位，而隔离区则处处有“潜伏”，时时有危险。拍摄结束、“解除武装”时，我不小心划伤了右臂，虽然伤口不大，但在特殊情况下，我心里万分紧张。我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用消毒液把伤口洗了一遍又一遍，洗掉病菌也洗掉疑心。5月23日，我和区坚强再次来到东湖医院并走进了非典患者病房，与病人的最近距离不到1米……

　　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里，我们把能想到的防护措施全都用上了：每次出发前先吃药、喷消毒水，拍摄完毕马上找地方洗车、换衣服、喷消毒水，回到家里直奔洗手间洗澡、洗衣服，洗衣机里也不知道放了多少洗衣粉和消毒液，衣服颜色很快就褪得差不多了……

　　为了不让家人担忧，我和同事们约好了，去医院和隔离区的事儿，谁也不许告诉家里。直到有一天，我儿子无意中看到6月2日《中国档案报》第一版登载了我写的《走上一线 记录历史》时，用佩服的口气说：“老爸，你行啊！”其实，我心里清楚，什么行不行的，这就是一种责任，换了别人，也会这么做的。

　　我至今认为，在防治非典一线完成拍摄任务，收获远远大于付出，因为精神洗礼是一生受用无穷的财富……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09年5月18日1版   文章作者：深圳市档案局 黄俊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