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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档案走向新闻的“聚光灯”下

    2009-12-09 10:02:12           浏览数：0

让档案走向新闻的“聚光灯”下
——从对长子县档案馆馆藏档案的一则新闻报道说起

　　近日，笔者读到一篇《给档案一个新闻的由头》的文章，觉得这篇文章提出的一个问题很值得档案界与新闻界的同仁们研究与探讨。作者肖擢升在这篇文章中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长子县的档案馆早在40多年前就存有当年日军侵华时留下的262张军用地图，数量之多，在国内极为罕见。这些地图涉及的范围包括山西省东南部、中部、北部10多个县的重点村镇，以及陕西、河南、河北、热河等交界处的部分村镇。同时，它们也证实了一个极具新闻价值的历史事实，即这些军用地图是日军1938年1月印发给侵略华北地区的日本作战部队秘密使用的，但它们却早在1912年至1919年间就已经形成了。原来，日本早在发动侵华战争的20多年前就蓄有侵略我国华北地区的野心，并早早地为侵略华北做了军事谍报准备。
　　这样的历史档案在档案工作者眼里是再平常不过的了，因为它们被收藏得太多太久了，已经很难发现它们在新闻“聚光灯”下的璀璨光芒。肖擢升从这家档案馆馆长那里听到此事后，敏感地意识到这批侵华军用地图的珍贵价值。可是，当他采访完准备写新闻稿时，却遇到了一个新闻报道上的技术难题——这批侵华军用地图虽然极具新闻价值，却由于缺乏新闻由头而无法成文。因为这批日本侵华的历史罪证已经在山西省长子县档案馆积存了40多年，县档案馆无人不晓；如果发现并收藏它们之时就及时予以报道，这肯定是一条好新闻。然而，事隔数十载，这一历史事实才为作者所知，它们能作为新闻予以报道吗？作者实在犯难，最后只好硬着头皮憋出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写下了这样的导语:“近日，长子县档案馆在重新整理积存的档案资料时，发现262幅侵华日寇当年使用的军事地图。”标题也随之拟定为“长子县档案馆发现日军侵华军用地图262幅”。稿子发出后，作者感到昧心地使用“发现”有种“顶风作案”的滋味，因为他自己捏造了个新闻由头“长子县档案馆发现……”。
　　笔者认为，虽然这批日军侵华军用地图形成并被使用远在半个多世纪之前，而且它们已经躺在档案馆里几十年不为人知，但是，只要有人发现了它们，并予以公开报道，这些历史材料就可以被唤醒，并活用为新闻。因为这一重大的历史事实从内容上看，是受众应知而未知的，是新鲜的，所以，只要有人在第一时间发现了它们，他的这一“发现”就可以作为将历史与现实联系的“时间节点”，构成新闻由头。“发现”意味着有他人不知道的事实，意味着某一事实已经存在，意味着作者作为发现者于最新的时间发现了人们应知而未知的、具有新闻价值的某一事实。所以，作者完全可以将新闻由头设定为“我发现某某历史事实或真相”，而不必为感到捏造新闻由头而自责。
　　其实，早在1922年2月12日，李大钊先生曾在北大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死的材料”可以活用为“活的事实”的问题。他认为，一些历史记载可以借助于搞一些新闻活动刊载出来。按照他的话说，就是“死的材料，若是随着活的事实表现出来，便是活的、有趣味的材料”。以现代新闻学的角度来解读，这种所谓的“活用”，其实就是创设新闻由头，将死的历史活用为新闻的方法。此外，他还暗示了“死的材料”（历史或知识）活用为“活的事实”（新闻）的两个条件：一是与现实的生活相关联，二是于阅者产生兴趣，只有这样，历史活用为新闻才有可能真的发生和实现。
　　这些可以用来参照研究历史档案在面对新闻报道时所面临的问题。首先，历史档案是历史的重要载体，记录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是“死的材料”，它自身因时间条件无法满足而不能构成新闻形态；其次，历史档案记录的事要与现时的某种契机以及受众的利益诉求相契合，并且相对于现时的受众而言是新鲜的、应知而未知的事实；最后，历史档案记录的事要与现时的某个“变动”产生一个联系的时间节点，以满足构成新闻要素之一的时间条件，这个“变动”，我们认为就是“发现”。
　　“发现”是历史档案活用为新闻的合理由头。历史档案中蕴藏着数以万计的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这些事实在我们发现并给予报道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或许它们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消逝，或许它们被人记录而载入历史，但它们不是新闻，它们会因为时间的消逝而落满厚厚的尘埃，被世人遗忘。但是，现实世界的人们因种种契机，发现了历史档案中这些具有新闻价值的东西，它们是人们应知而未知的、新鲜的东西，能与人们的各种利益诉求相契合，自然地就会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人们也就有百分之百的理由去报道它。由此可见，新闻由头是触发历史、使之活用为新闻的必不可少的媒介，而对历史档案中具有新闻价值的历史事实的发现，可以看作是这种新闻由头。
　　历史档案活用为新闻，必须有档案工作者或新闻工作者的主动参与。他们对历史档案中具有新闻价值的历史事实的发现本身构成了一个形式上的新闻事件或新闻由头，其本质是对发现的具有新闻价值的历史事实或历史真相的披露和报道。当“发现”本身构成了历史档案活用为新闻报道的合理由头的时候，档案工作者或新闻工作者就可以轻松跨越横亘在历史档案与新闻之间的樊篱，将公开的、具有新闻价值的历史档案推向新闻的“聚光灯”下。
　　我国历史档案资料极其丰富,仅各级国家档案馆就保存有档案资料近2.3亿卷册（截至2008年底），而在这些丰富的档案中埋藏着许许多多富有新闻价值的历史事实,如何把它们挖掘出来,使之转化为新闻资源是档案工作者或新闻工作者共同面临的一大挑战。试想一下，如果档案工作者或新闻工作者多朝这个方向努力一些，档案工作和新闻工作岂不是各自开辟出了一片百花竞放的新天地吗？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09年12月7日 总第1936期 第三版    文章作者：张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