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纪委公布的2014年中央巡视组两轮巡视整改情况介绍，巡视涉及的20个省份中15个省份的整改通报提及整治干部档案造假，其中河北处理了11名身份造假的干部。最具轰动效应的莫过于石家庄“骗官书记”王亚丽，档案中除了性别是真的外，姓名、年龄、履历均是假的，其档案中90多枚公章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假的。

    档案造假，绝非一般的违纪。一方面，档案造假破坏了档案的原始性、严肃性、真实性、权威性；另一方面，通过档案造假获得不正当利益，这其实就是触犯法律。干部人事档案管理极其严格，普通人很难接触到自己的人事档案，更别说私自修改、增删档案材料了。那为何还会发生这么多起档案造假事件呢？简单来说，由于干部人事档案在干部选拔任用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由此使档案造假之风屡禁不止，有的地方甚至到了“造假成风”的地步。群众调侃这样的干部是“年龄越填越小、工龄越填越早、学历越填越高”。

    一般来说，绝大多数造假者是通过改“三龄、两历、一身份”，来给自己的档案“整容”的。

    所谓改“三龄”，即改年龄、工龄和党龄。例如，江西省鹰潭市原团市委书记徐楷，8年时间，8个岗位，横跨两省5地，这位靠着关系快速升迁的27岁正县级“政坛新星”，涉嫌年龄造假、入团志愿书造假，造假骗官的结局不言而喻。在档案造假中，很多干部为争取提拔、延长任期，不择手段修改年龄、工龄和党龄的现象最为常见。

    所谓改“两历”，即改履历、学历。例如，2011年11月从广东省工商局副巡视员岗位退休的张水生，被查出任惠州市工商局人事教育科科长期间，分别找人伪造其两个儿子的学历、工作履历等档案材料，使两人以干部身份办理工作调动，其中一人调入惠州市工商局。在履历和学历上造假，主要出现在跨地区调动前后。为达到选拔要求，很多干部往往突击在档案材料中虚构工作经历或者提供假文凭。在跨区调动中，由于是异地考察，档案审核时间和力度有限，很容易使“整容”后的档案“瞒天过海”。

    所谓改“身份”，即骗取干部身份。例如，广东省梅州市技师学院副院长钟立，被查出中专毕业后借助其父亲担任梅州市中院院长的职务便利，将其调入五华县委某办公室，违规获得公务员身份。一些领导干部为帮助其子女、亲属进入公务员队伍，往往采取“曲线救国”的方式，先冒充已破产或倒闭国企员工，找关系以国企员工的身份调入事业单位，再等待时机通过借调、交流等方式进入政府机关，从而解决公务员编制。

    造假者固然罪不可赦，但是，如果没有人为地为档案造假保驾护航，假从何来？一些造假者往往能够畅通的背后，则暴露出干部提拔的不公平、不透明，同时也暴露出档案管理上存在的漏洞。

    那么，怎么做才能杜绝档案造假呢？

    首先，切实完善管理，使官员不能造假。在信息时代，干部档案管理要跟上信息化步伐，纸质档案固然不可少，更要积极探索数字化管理模式。比如，建立干部档案数据库并全国联网，既便于查询，也利于监督。要尽可能降低档案管理过程中人为接触原始纸质档案的可能性，严堵档案管理漏洞，不但要保证具体工作环节中不出问题，更要切实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的职业操守，避免“疏通一人，万事大吉”的现象发生。

    其次，健全监督机制，使官员不敢造假。官员档案造假的背后，是权利干预、钱权交易，这本身就是腐败。对于档案造假，决不能遮遮掩掩，听之任之，必须要健全监督机制，扩大监督渠道，发挥社会监督作用。要进一步公开信息，把干部档案“晒”在阳光下，“亮”在众人前，全面接受社会公众监督，让造假者的猫腻无处可藏。

    第三，严厉法律问责，使官员不想造假。档案造假不仅是用人问题上的“顽疾”，而且成为严重损害社会公平正义的恶劣行径，严重损害公众对干部党员、党政机关的信任度。之所以出现档案造假，归根结底是法律问责不健全。对待档案造假，一定要发现一起，处理一起，不仅要严惩造假者，还要对相关人员进行彻查，对涉及的腐败问题连根拔起，违法者坐牢，违纪者处分。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档案造假。

    我们也要看到，现行的干部选拔条例需要进一步完善，干部的任用不仅要参考档案，更应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基准，让档案造假缺乏动力。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5年3月9日 总第2731期 第三版  作者：张晓培 杨宝章